第二天一早,爱立就陪着铎匀到邮局里，买了四十一张邮票，俩人考虑到,可能对方处境窘迫,连一张邮票都很难凑到，索性就往每封信里，都塞了一张邮票。

还有一张单独的邮票,贴在了寄给谢镜清的信上。

等把信寄出去，樊铎匀又给姐姐的婆婆汇了一百块钱过去，这是姐姐在信里提前和他说好的，让他如果寄钱的话,就寄给她婆婆，让她婆婆转交给谢镜清。

免得钱最后到不了当事人手上。

从邮局里出来,爱立望着头顶的阳光，忽然就想起来在青市的时候，和谢镜清见面的那一次，轻声和铎匀道：“当时他佯装成京市工业局的同志,来见我的时候，看着还挺年轻,我当时还猜测，他这个样子,再为国家工作二十年，都是没有问题的。”

现在断了腿，能不能活着离开京市，都是个问题。

生的时候，还可以谈论恨不恨的问题，现在这个人可能即将丧命,爱立心里只剩下唏嘘了。

她没有提名，没有提姓的，可是樊铎匀一听就明白，她说的是谁，和她道：“他本来身体确实很好，他们那时候的医学生，都很讲究强健自己的体魄，不然值夜班或碰到大手术的时候，熬不下来。”

缓了一会，又补充道：“三叔底子在那里，稍微喘息一会儿，就能恢复过来。”

沈爱立忽然出声问道：“真的可以吗？一个断过腿的人，真得还能恢复到原来吗？”

一个坏了的心，还能恢复到原来吗？

她的眼睛里有一丝茫然，其实从乍然听到谢镜清断腿的消息，这件事就一直在她的脑海里盘踞着，她不知道自己是为谢镜清的遭遇，还是为这件骇人听闻的事件本身，而觉得惊诧和灰心。

一个在公共卫生领域，有过杰出贡献的研究者，因为思想上的分歧，而被一群人活生生地打断了腿？

他所经历的刑罚，让沈爱立想想，都觉得不寒而栗。

她的茫然既是对事件本身，也是对这个时代。政治的狂热，难道就能泯灭一个人的善心和良心吗？这个疑问，早在刘葆樑和她师傅被押在批判台上的时候，就在她的脑子里闪现过，但是很快，一波又一波的高压和狂飙，将她的疑问压了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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