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启和李之藻是晚明时期主张积极和西方交流，展开贸易，科技互助的明朝官员的典型代表，二人和天主教的关系也是极其紧密，都是主动受洗成为天主教徒的。

职务上，徐光启做到了文渊阁大学士、内阁次辅；李之藻虽不及徐光启官做得大，但也是太仆寺卿，实际主持西洋铳炮防务事。

难得可贵的是，李之藻在任福建学政期间，首次在乡试考题中加入天文题目，这是中国科举史上的首创。

如果不是因为明朝灭亡，天文地理、科技之类必然会因为明朝与西方交流的频繁和密切不断出现在科举之中，最终将使得以八股为主的科举演化为后世的新学考试。

某种程度上，将天文题目加入到科举中，就是一次变法。

但这次变法并没有如同中国历史上的种种变法一样，受到诟病，受到保守势力的阻击，甚至发生流血事件。

究其根本原因，如李之藻、徐光启这些提倡和西方交流的官员士绅固然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是万历皇帝本人对西学的态度才是最关键的。

万历很喜欢西洋事物以及西洋物学，当然，也可以说是皇帝本人对于海外的金银财富十分感兴趣，所以对于能够帮助帝国谋取这些海外财富的技术手段便加以提倡。

这个出发点其实是一点也没有错，甚至是完美的。

人类的进步不就是源于对财富的渴望么。

李之藻和徐光启等一大批加入天主教会，积极引进西洋技术和人材的官员们，难道真的就一个个都是虔诚的上帝信徒么？

答案，当然不是。

师以长技以制夷，恐怕才是晚明这批天主教官员的真正意图。

这是一个互相取利的过程，天主教会需要通过如李之藻、徐光启这些官员的支持获得他们在中国传教的权利，而如李之藻、徐光启这些官员则是想通过天主教会为大明朝带来更多的科技，更多的学术。

天主教会在其中，不过就是起了一个媒介的作用。

或者说，是一张皮。

因此，魏公公没有必要在徐光启他们面前展示自己上帝的“神迹”，他只需老老实实的告诉这些人，他魏公公在西洋科技和人材的引进方面，已经切实的走在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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